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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否可能与何以可能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郁建兴
 
 
 
 

    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既要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给出变动政治体制的正当理由,又要从意识形态上回答种种有关‘为什么'的诘问”。换言之,它迫切需要政治理论的支撑。在形形色色的政治理论资源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无疑应成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指导思想。而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领域显得相对沉寂,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极不相称的。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业已形成的两种相距甚远的解释传统。

    一种解释传统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已是众所周知,那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理论。这样的理解当然有它的根据。不过.这种解释传统的缺陷也是显见的。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 R · L · Heibroner )说,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在诸如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主要战场上打了败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理解过于狭窄。无疑是一个重要教训。作为对上述解释传统的挑战,另一种解释传统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意大利学者科莱蒂( L.Colletti 在写于 1968 年的著名论文《作为“市民社会”批评家的卢梭》中认为,在严格意义的政治理论上,马克思和列宁除了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外,“没有在卢梭的思想上增加任何东西”。在 1974 年与《新左派评论》杂志主编佩里,安德森的一次谈活中,科莱蒂更是明确指出:马克思 1843 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有了关于政治和国家的非常成熟的理论”,“就政治方面说,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上面没有多少可增添了”。而马克思的主要政治著作,无论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还是后来的《法兰西内战》,“都重复了卢梭早已发现的主题”。科莱蒂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走上极权主义的重要原因。 1990 年,在一篇总结东欧剧变的长篇论文中,哈贝马斯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完整的法学遗产,这是左派要记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

    在密利本德( L.Miliband )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忽视政治理论,最一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把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部分分割开来是不符合实际和武断的。据此,政治是社会冲突,特别是阶级冲突的无所不在的表现形式,并且进人一切社会关系。“政治的这种普通存在性使它失去了自己的特性,看起来使它不便于进行独特的论述,除非是对其过程和制度作纯形式上的描绘,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力求避免的。”密利本德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忽视政治理论还有一个更特殊更直接的原因,“这同‘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有关,或者毋宁说。同这一概念所能引出的含意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很容易把政治解释为完全是“被决定的”和“无条件的”活动,甚至把政治解释为主要地具有派生的、从属的和“副现象”的性质,“把这一点推到极端,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变成‘经济决定主义',从而使政治失掉任何实质上的自主性”。 以上两种解释传统,表面看来是针锋相对的,事实上二者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比如说,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政治问题,后一种解释传统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缺乏的,而在前一种解释传统中这样的问题也是付之阙如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正说明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领域相对沉寂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回应西方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的挑战,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以此作为我们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指导思想,我们都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否存在着一个超出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如果有,它能否被系统化、理论化?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否可能与何以可能?

    要指出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决定论之间的原则界限,并非难事。从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直至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已足以把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决定论中拯救出来。因此,问题己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经济决定论,而在于具体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它的实质和特点。在这里,我们只需指出马克思政治思想以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起点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政治理论的指责也就不攻自破了。

    众所周知,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科莱蒂说马克恩政治思想可尽归结于此,密利本德说这个后来演化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概念结构阻滞了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发展。我们的看法恰好相反。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而进行的国家的除魅工作,(马克斯·韦伯曾用“除魅”( disenchanted )一词描述近代以理性化消除神话的过程。此处借用该词来表示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主义的批判)为他的政治理论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正是在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明确地认识到了现代国家的私有财产某础,国家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看到了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限度,从中提出了进行不停顿的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并找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完成人类解放的担当者。

    具体来说,第一,马克恩认识到了国家的(市民)社会基础,并不意味着他把国家置于一种“副现象”的性质和地位。我们总不该忘记,遵循黑格尔,对社会和国家作出区分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人口处。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已谈到过国家对于社会的独立性。他说:“完备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一种类生活。物质生活这种自私生活的一切前提正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上,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大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通过对国家的发展过程的考察,马克思更加认识到,国家越是逐渐发展成为有着巨大的管理机器的庞然大物似的机构,它对社会的独立性就越大.就越是要执行从其机体和机体生存条件中所产生的自己的法则。当然,这并不能摆脱对社会的依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把国家定义为“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很确切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性质的观点。因此,把国家简单说成是社会为组成部分,甚至是社会的“副现象”,从而取消政治的自主性、独立性,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历史上看,这是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这种做法在社会政治理论上还没有完成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而是倒退到了康德、卢梭和洛克那里,当然,更不用说从黑格尔向马克思的发展了。

    第二,关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根据国家是社会的一种机关或者设施的观点,国家的消亡只能是长期的社会经济变革过程的最后结果。如果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仅限于从经济因素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确实是贫乏的。但是。正如日本学者城冢登所指出。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认识,是通过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哲学的分析才明确的,因而政治哲学的分析决不是无益的。相反,它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是构成马克思工作的“立体的结构”。作为这一“立体结构”的表现,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一再展开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辩证法。

    德国学者亨利希·库诺对马克思表达了这样的不解:强调国家消亡是社会经济变革结果的是社会学家马克思,而强调一切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是政治学家马克思。事实上,库诺所没有看到的正是马克思国家观和社会观的特点:对国家这一政治学的主题进行社会一经济学的分析,而政治学又为这一社会一经济学分析提供前提和基础、无产阶级取得政治与社会经济变革过程同时作为国家消亡的条件二者处于一种张力之中。一方面,“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 1794 年时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只能通过夺取政权来为正进行的社会变革扫清道路。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使社会的形式达到消除阶级分化的程度,最终消灭以其为基础的国家暴力。上述两方面条件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生动体现了马克思国家消亡学说的辩证性质。

    第三,关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恩主义政治理论的批评者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以“专政'代替“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缺乏政治理论的集中表现。塔尔蒙( A.J.Talmon )说,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发展出“极权主义民主”( totalitarian   democracy )。塔尔蒙甚至认为,马克思是极权主义民主传统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城冢登在指出马克思于 1844 年后把市民社会概念日益归结为经济基础概念时,也委婉地批评了马克思,认为马克思轻视了民主制度之于人类解放的工具意义。哈员马斯认为马克恩主义缺乏一个法学遗产,也是因为马克思不是吸收而是批判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议会民主主义。这些批评,常常与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建设中的诸多教训相联系,因而显得更加言之凿凿。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国家。马克思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自由、人权.设想在作为人类解放之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个人消费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权利体系走向消解;而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毫无疑问的是,批判议会民主主义,决不是要退回到在此之前的专制、恐怖、独裁统治,而是要创设一种高于议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在马克思那里,民主作为国家的存在,当然不是人类解放的实现,但是对于人类解放而言,它只是不充分的而不是无价值的。不仅如此,在通往人类解放之路上,国家只有在充分实行民主的基础上才能被最终扬弃。民主必然是国家消亡前的最终表现形式。于此而言,无产阶级专政即是无产阶级民主。

    作为对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解的一个更为确切的证明,我们要提到马克思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所作的历史经验总结。马克思对巴黎无产阶级使用普选制选举官员和自治、消除国家官吏的一切特权等做法大为赞赏,认为公社“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无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努力,认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

    概括地说,马克思以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来定义无产阶级专政,表现了他对一种明显高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向着民主消亡过渡的新型民主的追求。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政治与经济、文化同样比较落后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当做自己长期的重大任务,决不能低估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的重要性,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吸纳、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些积极因素。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仅仅把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的目标定为议会民主主义,甚至降低为《人权宣言》的一个附录,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的全民性、普遍性,那么,这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而是一种明显的倒退。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不是现成的,而是解释学的。这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实质和特点。根据马克思社会是机体的认识,“经济学”不能完全独立于“政治学”,没有“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同样地,马克思的大量政治见解总是结合经济分析和其他分析作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时,既要与经济学研究和其他研究结合进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可能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又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见解系统化、理论化,建构起马克恩主义政治理论体系。

    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工作。在此我们仅仅从方法论意义上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治著作。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最重要的出发点。

    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治著作,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它指称哪些著作?科莱蒂说马克思的政治著作“为数不多',密利本德说:“所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和理论问题采取了完全缄默和极端敷衍的态度。从一个段落、一个短语、一个暗示或一个隐喻中所能挤出的东西是有限的。”如果能够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实质和特点,我们就能应对这一类的指责。借用列宁对马克思逻辑学的著名说法,我们可以说:马克思较少留下“小写字母的”政治著作,但留下了大量“大写字母的”政治著作。像早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这样集中讨论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的政治著作.在马克思的后期并不多见。但是,在马克思直接评述政治事件、政治现象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深刻的政治见解。比如说马克思论法国的三本著作:( 1848 年至 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这三本书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经济决定论)分析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生动范例。再比如说《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批注,在消解权利体系的条件与途径的意义上阐发了他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共产主义两阶段论。如果说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提出的“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理想构成了他的全部政治思想的主题,那么,只是到了《哥达纲领批判》,这一社会理想及其实现途径、条件才得到集中论述,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才臻于完成。特别是,在《资本论》这部融注了马克思毕生心血的巨著中。政治思想的比重决不能低估。《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如果我们从中认识到了生产关系的丰富涵义,我们也就认识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这一限定词的意义。把政治内容分割开,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不可理解的。恩格斯慨括得好:马克思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是“小写字母的”还是“大写字母的”政治著作。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很不够。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领域相对沉寂的表现,又制约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的深人。就“小写字母的”政治著作而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手稿于 1927 年发表后,没有出现像五年后发表〈〈 8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随即出现的国际范围的研究热潮。意大利学者德拉一沃尔佩( Galvano   della    Volpe )于 1957 年出版的《卢梭和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德拉一沃尔佩并把这部手稿译成意文。这可称得上是对这部手稿的开创性研究。科莱蒂——德拉一沃尔佩的学生——亦把这部手稿称为马克思“关于政治和国家的非常成熟的理论”著作。在英语世界中,较早对这部手稿作出系统研究的是以色列学者阿维内里( Shlomo   Avineri ),他在 1968 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一书中,认为这部手稿是马克思“最系统的论述政治理论的著作”。而这部手稿的英文译本则要到 1970 年才由欧麦莱 (Joseph   O ' Malley) 首次编辑出版。 1989 年以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省苏东剧变的教训时,广泛涉及法律、国家与市民社会等问题,这部手稿才引起较大范围的注意。而在我国理论界,这部手稿被忽视的状况至今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中文第二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年)增加了〈〈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些片断,但仍未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列入其中。就“大写字母的”政治著作而言。我们的研究就更为薄弱。像《资本论》及其手稿,基本上在政治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中央编译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政治和政治制度》(群众出版社, 1983 ),两卷的篇幅中《资本论》仅选了 4 页,《资本论》的手稿则未子提及。蓝瑛主编《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 2 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也几乎没有注意《资本论》及其手稿。在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长达 200 页的篇幅中,仅有两处提到《资本论》,而且提到的是同一内容、(上编第 465 、 517 页)邹永贤主编国家学说史》( 3 卷本,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马克思”章则没有提到《资本论》及其手稿。这种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就得不到深人。

    第二,认真吸纳、借鉴 20 世纪政治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它并不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逝世而终结。马克恩恩格斯相继逝世后,列宁、卢森堡、葛兰西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代表性作家,他们结合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及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列宁在创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而卢森堡,尽管她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强调,导致了她对列宁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批判;也尽管她对政治自由、“最无限最广泛的民主和舆论”的强调,导致了她对十月革命某些措施的批判,但是,她终究是高度赞扬了十月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布尔什维克解决了著名的‘争取人民大多数'的问题”。在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实践中,列宁部分接受了卢森堡的批评。 1921 年 3 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列宁提出用“工人民主制”代替“极端集中制”的主张。在俄共(布)十一大他又强调,只有发扬党内民主,才能调动全体党员、各级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在病床上口授的文章和信件中提出,要对“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的改变”,并且拟定了这种改变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其中反对官僚主义、完善监督制度是主要的内容。至于被称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的葛兰西,他关于知识分子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有机联系、领导权体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意识形态的作用等等的论述,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整个领域。他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

    在列宁、卢森堡、葛兰西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继续得到了发展。在苏俄,布哈林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新职能、官僚化危险、公社国家方向以及政治领导的基本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理论阐发,他对在苏联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官吏国家”的担心表明他对研究无产阶级专政或议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的肯认。托洛茨基对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的经验以及共产党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与作用问题的讨论,也表明他对来自政治领域的挑战的重视。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的研究,还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研究,密利本德、普兰查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的研究,宫本显治和不破哲三对“多数人革命”、“工人阶级政权”的研究等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有所推进。

    不仅如此,即使是当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也应构成我们建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参照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唯有作为活生生的力量在与当代资产阶级诸种政治理论的对话、驳难中确定其主动地位,方始显出其当代解释力。而像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罗尔斯对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某种肯定、称颂,更让我们看到当代政治理论相互激荡、吸收的发展途径。

    第三,紧密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是研究、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关怀点、归宿点。

    像俄国一样,中国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尚未充分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鸦片战争后,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戊戌变法试图推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试图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但都不能免于失败的结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国情,鲜明地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点,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经过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毋庸讳言,在民主制度的完善方面,在民主途径的疏通方面,在民主权利的保障方面,等等,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大大突出了。

    由于中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未获典型发展的较落后政治基础上实行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因此这一政治制度必须是既有别于马克思当年设想、又明显高于原有政治形式的政治制度。马克思当年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过渡时期的国家,“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人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就是说,包括政治民主、政治自由在内的法权体系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不断趋于消解。而当代中国在向社会主义更高级阶段迈进过程中的社会制度必须把诸如人权制度、民主制度、自由制度等作为自己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是,这一政治制度的建设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于在资产阶级社会结构里发展起来的“民主”、“自由”、“人权”,我们具有吸纳和超越的双重任务,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都是不恰当的。

    面对上述任务,我们要大力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资源意义,深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形态——毛泽东、邓小平政治思想.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作出新判断,形成新理论。

    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既要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给出变动政治体制的正当理由,又要从意识形态上回答种种有关‘为什么'的诘问”。换言之,它迫切需要政治理论的支撑。在形形色色的政治理论资源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无疑应成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指导思想。而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领域显得相对沉寂,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极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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